我去县城募资，被劝退了

本月，被劝退了由晋江市政府主导，去县国有企业出资，城募晋江市产业发展母基金正式成立，被劝退了总规模达50亿元。去县晋江正是城募福建省泉州市下辖县级市。

还有河南——最新消息是被劝退了，为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去县明确河南投资集团、城募河南农开公司、被劝退了中原豫资控股集团作为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主体，去县整合设立1500亿元规模的城募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和150亿元规模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，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。被劝退了

江西同样来势汹汹。去县江西永丰县10亿母基金招募GP；4月江西吉安面向社会公开遴选该市工业发展引导母基金管理人。城募据悉，该基金总规模260亿元人民币，首期规模50亿元人民币.....这是中国创投圈过去看不到的热闹一幕。

GP打退堂鼓：返投完不成

地方母基金也发愁

省级甚至县城级母基金大爆发的背后，其实也是各地新兴产业集群之争。

近两年，政府引导基金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，政府出资比例已从过去的20%、30%上升到最高70%。与此同时，优质VC/PE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，需要抛出橄榄枝争抢。

中金资本总裁单俊葆在石岩湖国际LP高峰论坛上坦言，中美LP机构差异巨大，中国LP拥有财务回报之外的其它诉求，比如政府平台看重项目落地与招商引资。

这意味着，地方母基金虽然看上去很“香”，但想拿钱也很不容易。本质上来说，引导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，因此VC/PE拿了地方母基金的钱，势必要完成相应的返投要求，这也成为大多数GP有苦说不出的地方。

何哲跟内蒙古某两市母基金打完第一次交道后，就基本放弃了募资的念头：“他们目的是招商引资，资金量小不说，给到的优惠支持还很差，对GP要求并不输于发达地区，不太靠谱。”用他的话来说，还是更愿意同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政府LP合作，这类LP的思维已经十分市场化，地方产业基础深厚，返投压力并不大。

与之对应地，一些原本缺乏扎实产业基础的偏远引导基金正在面临“招不到GP”，有钱投不出去的尴尬境地。

今年5月，辽宁省沈阳市发起总规模100亿元地天使投资基金，这应该是东北最大天使母基金，明确了一系列相关奖励政策的同时还立下目标：到2025年，沈阳市新增本地投资机构将超过100家，投资基金业总规模超千亿元人民币，拉动投资力争达到万亿元。

政策振奋，奖励也十分诱人，但一位东北籍投资人向投资界坦言，自己曾考虑过去东北投资，也看了很多高校的创业项目。“然而手续太多、流程太长、项目不够市场化……众多因素劝退了我。”

跑过几十家引导基金的杨博也深有感触：“我们投半导体硬科技的，找政府募资肯定首选周围水源充足、交通便利、配套设施产业较为丰富的地方，否则投的项目不愿意迁址，当地又找不到足够好的项目，返投难以完成，反而束手束脚。”

为此，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曾直言，传统“基金注册在当地，同时承担返投任务”的管理模式，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。

“我们探索的新模式是，在基金层面，探索地方政府出资不再限制投资地域，允许全国范围内投资；在返投层面，深化合作，利用深创投全集团而不是单个基金的力量，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、精准招商引资，覆盖出资额，完成返投任务，最终实现政企合作共赢的局面。”

这也是绝大多数VC/PE的心声。

实操层面我们看到，地方引导基金机制正逐步迭代成熟。广东、浙江等地方产业基金建立免责机制，着力破解“不敢投”、“不想投”等问题。此外，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已经开始尝试改变传统返投模式，如成都高新区产业基金打破了注册和投资地域设限，不再要求基金落地；而西安、江苏、安徽等地的返投比例也开始松动，有的从之前的约2倍放宽至1.5倍、1.1倍甚至1倍，同时还将返投比例和范围进行弹性规定。

没有DPI的GP，

拿不到引导基金的钱了

如今没有哪家GP在募资时不去地方引导基金“拜码头”。

“无论是红杉还是高瓴、源码，他们的LP阵容里也渐渐出现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国资身影。”深圳某人民币LP机构表示。今年4月，红杉中国人民币七期科创基金落地杭州，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及杭州市临平区政府、临安区政府将共同出资。

清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，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募资市场中，募资结构持续分化，大额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多数具备国资背景。具体而言，通过分析新募集人民币基金管理人的国资属性发现，基金规模越大其基金管理人国资属性越显著，10亿以上的人民币基金有半数以上由国资背景基金管理人所管理，而超百亿的人民币基金则全部由国资背景管理人管理。

正如何哲所言，“现在，一线基金基本都拿了引导基金的钱，要不然募资实在难。”

今年VC/PE募资依然艰难。从清科研究中心5月的数据报告来看，2022年5月VC/PE市场共计201支基金完成新一轮募集，同比下降52.6%，披露募集金额的198支基金共募集518.55亿人民币，同比下降40.6%。

“往年大家都在说二八效应，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是‘一九效应’了。”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IR徐睿告诉投资界，大概10%的投资机构募完了市场上90%的钱。

当社会资本踪迹难觅，VC/PE纷纷涌往至各地方母基金。“尽管要求高，但现在长线LP稀缺，能拿到就不错了。”徐睿调侃说，“即便国家队LP流程周期长、条件严苛，但他们资金来源安全稳定，还能背书，让填啥资料就填吧，一切都听金主的。”而在VC/PE的猎头圈，自带政府资源的、与政府打过交道的IR候选人也相对更受欢迎。

不久前，北京一家知名美元大PE正在筹备第一支人民币基金。根据他们的规划，县级或区级政府引导基金也在考虑范围内。“北京疫情缓解后，我们抓住时机窗口拜访了一圈，感觉长三角珠三角县区一级引导基金也能接受，主要看当地产业的匹配程度，毕竟要考虑到返投压力。”

不过，今年由于疫情影响，地方财政并不算宽裕，引导基金出资开始不同程度放缓。此外，东部沿海一线政府引导基金已进入“精耕细作”与“存量优化”阶段，对GP的考核也越来越严格。

更为直接的冲击是，现在引导基金直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，不少机构LP都将部分资金配置到直投，换言之会客观减少了LP资金。

不少接触了引导基金的投资人还提到了一点：大多数没有DPI的GP，已经拿不到引导基金的钱了。

所谓DPI，即投入资本分红率，这是VC/PE基金对LP已分配收益占基金总体规模的比例，即LP实实在在拿到的现金回报。然而现实骨感，中国VC/PE人民币基金到第七年，DPI不到1的一抓一大把，大多数只能收回本金的25%左右。

另一边，募到了地方母基金的人也并没有松一口气，“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使引导基金解决了盘子里的一大部分资金，但剩下的社会化资金依然很难。”

一场始于募资难的淘汰赛，正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

*注：何哲、郑月、杨博、徐睿文中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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